這一集，我們要為大家打開《史記》中的第三個智慧錦囊，那就是：把事情做對，更要做對的事。

歷史雖是過往人物的行跡，只要經過現代精神的細心觀照和轉化，它也能成為現代人的寶貴資產。我在為年輕朋友編寫《史記》的讀本時，總試著用各種現代學科的觀點來解釋歷史的核心問題，不是只把古文翻成白話文而已，其中受管理學的啟發頗多。

福原義春是日本著名企業資生堂的名譽會長，對該公司的貢獻很大。他最喜歡的一部書就是《史記》，並且認為《史記》深刻地影響了他的經營管理。2008年，有一期的《天下雜誌》就這個問題訪問了他。福原義春答說：「人生會累積許多經驗，愈來愈會發現，許多成功與失敗的模式是類似的，把歷史縱深拉到一千多年前的《史記》，當時的人已經經歷過各式各樣的人生經驗，在其中累積智慧與教訓，而且在現代依然適用，這些都是免費學習古人的智慧。由古鑑今，可以從《史記》汲取古人的智慧，讓自己避免重蹈覆轍，得到許多收穫。」福原義春的這番說法不乏「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的傳統色彩，但是能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讀《史記》，還是讓人耳目一新的。福原義春還建議有志成為領導人的年輕人，都要讀讀《史記》。

怎麼用管理學的觀點來讀《史記》呢？這裡，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說吧！

遠在堯舜的時期，洪水氾濫一直是個嚴重的問題。有一次，堯問大臣和諸侯：「你們知道有誰能治大水？」大臣和諸侯都推薦了鯀。堯對鯀這個人還算了解，說：「鯀經常不聽從命令，都按照自己的意思來做事，以致拖累同伴。他行嗎？」大臣和諸侯說：「在治水這方面，目前沒有人比他更厲害。要不，您試試？」既然大家都這麼說，堯也只好用鯀來治水。

鯀治大水，採用的是圍堵的方法，哪裡有氾濫，就在哪裡築堤。這麼埋頭苦幹，九年過去，沒有半點成績，洪水的問題越發嚴重，而百姓的生活更加不方便。

當時，堯的接班人舜正代替天子處理國政，到四方去巡視。在巡行的途中，舜看到鯀治水，越治越糟，實在太不像話，便行使代理天子的權力，在羽山這個地方將鯀處死。有人問：「鯀已經處死，接下來要叫誰接他的工作呢？」舜的回答是：「讓禹來做吧！」

禹是鯀的兒子。他治大水，不用圍堵的方法，而是用疏導的辦法。也就是說，多開些渠道，讓大水有流動的去處。這麼治了十三年，終於把洪水氾濫的問題解決了。藉由治水的工作，禹重新畫定了九州的邊界，讓國土獲得一次重要的整頓。

禹治水的功績十分偉大。後來，舜就把帝位讓給了他，而人民都尊稱禹為大禹。

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鯀的失敗，歸因於他僅僅把事情做對，卻沒有做出對的事情。而大禹的成功，是他既做出對的事情，又把事情做對。

什麼才是該做的事，這是屬於決策方面的問題，在開始的時候就得好好考慮。怎麼做才能讓事情順利完成，這是屬於執行方面的問題，是在過程中要留意的。決策一旦出現錯誤，就算執行得再認真，也只是多做多錯。就像鯀治水，採用圍堵的錯誤決策，努力了九年，換來的是洪水問題的惡化，而他也為此付出了性命。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非常重視「效率」和「效能」這兩個詞的區分。效率所關切的是「怎麼把事情做對」，要的是工作品質的優化。效能所關切的是「怎麼做出對的事情」，要的是工作目標的正確，以及工作結果的效益。杜拉克說：「最有效率的企業，如果它的效率用在錯誤的地方──也就是缺乏效能──即使效率再驚人，也難以成事，更別說是成功。」如果把鯀的治水團隊比作一個水利工程的企業，那麼杜拉克的這些話，不就為這個企業的失敗做了最好的註腳？

我們讀《史記》，可以發現很多人都犯了這方面的錯誤，包括那些赫赫有名的君主。例如漢武帝，當時就不應該為了求取汗血馬而向大宛國發動軍事攻擊。這個決策是個非常冒險的決策。大宛國遠在西域，距離太過遙遠，補給線拉得太長，肯定會出問題。何況當時漢朝又跟匈奴在打仗，多有折損。許多大臣都勸漢武帝專心對付匈奴，不要分散兵力。但是漢武帝很固執，就是不聽，還說：「連個小小的大宛國都打不下來，那麼，以後那些西域的國家不是會瞧不起我大漢帝國嗎？」

漢武帝一共花了四年來打大宛國，仗是打贏了，汗血馬也求到了，但損失了十多萬人的性命，以及無法估算的金錢花費。坦白說，如此勞民傷財，付出的代價也實在太大了。

把事情做對，更要做對的事。在管理學的領域裡，這個原則只能算是一個基本的觀念，一點都不難懂。可是當我們觀察歷史上那些影響深遠的事件時，你會發現當時的決策者所缺乏的，往往就是這個基本觀念。

越是基本的東西，越容易遭到忽視。別說古代的決策者是這樣，現代的決策者也不一定好到哪裡去。就拿台灣一例一休的政策來說，決策者的原意是要讓勞工正常休假，若有加班的情形，可以多拿點加班費。但是決策者忽略了許多行業有它們自己的工作生態和特性。不講彈性而把所有的行業統統納在一個框架來約束，當然惹得怨聲四起。至於一般的勞工，收入並沒有增加，反而因為無班可加而減少。企業的人力成本增加了，一定會反映在消費者身上，物價因此跟著上揚起來；荷包淺一點的民眾過起日子，也就更辛苦了。請問，決策者原本的美意這時候還看得到嗎？

這段施政的經歷，終究會成為歷史。要是以後有人也像我們用管理學的基本觀念來分析《史記》的事例，他們會怎麼評判這段歷史呢？我想，他們應該會這麼說：當初，政府在推這個政策時，非常具有「效率」，很快就讓立法院通過法案，很快也公布了；但是從結果來看，它絕對是個缺乏「效能」的政策，因為決策者一開始就沒有做出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