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會長大的，如果眾人都沉默以對。二○一一年上映的韓國電影《熔爐》（도가니），就是刻畫這樣的惡。《熔爐》改編自韓國光州聾啞學校性侵事件，真實事件裡的七名受害人於二○一二年向政府提出索賠訴訟，但直到二○一五年涉嫌性侵的校長病逝，判決都還沒出爐。揭發這起醜聞的全應燮老師說：「電影只演出了十分之一，孩子受害的真實過程，更令人不忍卒睹。」

事實上，一樣在二○一一年，臺南一所特殊學校，也爆發了臺版的「熔爐」集體性侵事件，而且情節更令人髮指。在短短八年內，發生一百六十四件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被害者多達近百人。調查人員訪談畢業二十多年的校友，得到的答案竟是：「那像是學校裡的傳統，我們那個時候，就這樣了……」這樣天地不容的憾事，為什麼發生數十年後才爆發？如果了解「從眾效應」（Bandwag on Effect）與「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你不會意外的。這起事件中，許多加害者和受害者把不公不義當成「傳統」，他們害怕第一個搖鈴鐺的人會被孤立，因此逐漸失去思辨是非對錯的能力，最後只能無感盲從，甚至受害者知惡習惡，成為日後的加害人。

這種集體長久的盲從與盲動，就是社會學的「從眾效應」。一部二○一四年的社會實驗影片，可以讓我們了解「從眾效應」的形成過程在。醫院候診室裡，由一群安排好的實驗人員假扮求診者。每次聽見嗶嗶聲響時，他們就會站起來。一位不知情的女孩見到大家第一次起立時，覺得非常驚訝，但第二次嗶嗶聲響時，大家又同時起立，她猶豫了一下，但也跟著站起來。之後，就習慣了，第三次、第四次……女孩已是行禮如儀。接著，實驗人員一一進入診間，但「嗶聲起立」的「傳統」仍繼續著，等到候診室只剩那女孩時，你猜嗶嗶聲響時，她會站起來嗎？她站起來了，而且非常自然，雖然她不曉得為何要站起來。之後是這個實驗最精采的部分。一位男子走進來，聽到第一個嗶聲，他看見女孩站起來時，覺得非常奇怪，但第二次嗶聲響時，他也在疑惑中跟著女孩站起來――盲目的傳統形成了。等到候診室裡全是不知情的看診者時，每次嗶聲響，大家也都毫不思考的站起來――盲目的傳統根深柢固了。

看完這個實驗，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可能也正身處在某個候診室，跟著一個不知名的傳統站起坐下。重點是，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個傳統是何時形成？而站起坐下的意義又何在？例如，我們在祭祀時焚燒紙錢，然而紙錢的起源只有傳說，正史無載。但傳統愈「長」愈複雜，傳到今天，紙錢演化出天公金、壽金、四方金、元寶等數十種樣式。（是誰說的算？）沒人能證實這些紙張燒了之後，一縷輕煙能否幻化成另一個世界的通貨？也沒人能證實，祖先神明真的需要這些「錢」嗎？不知道。但我們就是燒，初一、十五燒，清明、中元燒。直到空氣汙染和PM2.5成為國人健康殺手後，政府才甘冒大不韙，勸導民眾少燒紙錢。

但第一個質疑「從眾效應」者，一定會受到「傳統」的猛烈反撲。政府第一年推廣「減香滅爐」，就受到全國宮廟和紙錢、製香業者的大肆撻伐，執政黨也唯恐影響選情，數次臨時喊停。幸好政府開了第一槍，現在百分之八十的宮廟已禁止室內焚香，而且紙錢都收集他處焚燒，甚至用來發電。這表示傳統是可以改變的，靠不沉默的人來改。

例如「寧鳴而死」的二十世紀新文化運動領導人魯迅。魯迅到日本習醫時，看到一部日俄戰爭紀錄片，片裡中國人被懷疑是俄國間諜，遭日本人槍斃，但中國同胞只駐足圍觀，未知覺自己的國格已被列強踩在腳底。魯迅深覺「救國救民須先救思想」，便棄醫從文，不再沉默！一九二六年發生三一八慘案，魯迅寫下不少「勸世」作品，卻須面對政府與敵對者的攻擊，因而寫下一首七言詩〈自嘲〉：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其中「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兩句，最為後世傳誦。

歷史上每個「不想沉默」的搖鈴者，都有「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浩然正氣。他們在關鍵的時刻，發覺群眾的童騃愚昧，一個個接力發聲，最後被聽見了，也改變了歷史走向。例如，今日尚能「躲進小樓成一統」的臺灣。很多人對臺灣的民主大為詬病。但數十年來，臺灣走過族群對立的二二八爆發點，走出威權、戒嚴、軍權專制，二○○七年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為亞洲自由程度最高的民主國家，和日本、南韓並列。歷史學家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指出，一九九○年之前，東亞地區只有菲律賓與日本兩個民主國家。但因為中產階級的制約聲量一直出不來，當初繁榮的菲律賓，已成明日黃花，而印尼與馬來西亞因為政治貪瀆始終無法根除，經濟活力遲遲趕不上臺灣。杭亭頓認為，今日臺灣不像其他國家經歷巨大的革命與死亡，在一場奇蹟般的「寧靜革命」後，就能轉型為民主國家，其實是靠強大的中產階級。每當國家機器失能時，他們總能迅速集結發聲。這些中產階級不是「沉默的一群」，他們不會讓眼前的惡，像螺旋一般釘在自己的土地上。

政治學和大眾傳播理論有個術語「沉默螺旋」，主要概念是：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的觀點是少數派，就不會願意發表看法。然而，媒體通常只會抓風向球，擷取多數派觀點，輕視少數派觀點，然後進入一種螺旋式上升的模式，最後少數的聲音愈來愈小，多數的聲音愈來愈大，團體的思辨能力逐漸弱化，進入「從眾效應」中最可怕的「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與「團體迷思」（Groupthink）。最可怕的，是有心人會利用這樣的迷思導向「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最後導致慘重的悲劇。

例如在奧地利長大，從小被霸凌，曾流浪到街頭行乞，靠扛行李、掃雪地謀生，最後無一技之長，只能從軍以營為家的憤青――希特勒。希特勒藉口抵禦一戰後由英國和法國主導的不公對待，宣揚泛日耳曼主義和反猶太主義，試圖將猶太人從德國清除。他是天生的演說家，和現在的政客一樣，使用購物臺主持人的致命三招：「濫用詞彙的斷言」、「斬釘截鐵的重複」，和「個人魅力的感染」。最後，終於製造出他所需要的「盲目多數」。這樣以仇恨為出發的邏輯，難道不會受到理性力量的反撲？當然會！希特勒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發動黨衛隊及蓋世太保，執行「長刀之夜」，造成數百名政敵死亡，超過一千名反對者被逮捕。最後「沉默螺旋」與「群體極化」發生了，希特勒成為德國武裝力量最高統帥，德國所有官兵向他宣誓效忠，他的集權法案在公投中得到百分之八十八的選民認同。之後發生的悲劇大家都知道，納粹政權屠殺了五百五十萬名猶太人、一千九百三十萬平民與戰俘，二戰歐洲戰場造成兩千九百三十萬軍人及平民死亡，成為歷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戰爭。

歷史會重演的，當中產階級的聲量都變成沉默之聲時。例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烏干達屠殺，以及美國入侵伊拉克，都是「從眾效應」與「沉默螺旋」的雙重作用發酵。那麼，誰能警覺「從眾」的危機，誰能「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答案當然是知識分子，他們是構成中產階級的主力。知識分子的英文是Intellectual，這個字由「inte」和「lect」組成。inte是「在……之中」、lect是「選擇」（Select）之意。也就是說，真正的知識分子因為擁有知識工具，所以擁有選擇能力，或是說，替大眾選擇正確道路的責任。日據時代，臺灣受教育的人不多，幾乎僅有貴族才有接觸知識的特權，他們不想從眾，不想被日本繼續高壓愚民。而武裝對抗的代價太高，單單一八九六至一九一五年間，抗日被判死刑的同胞就高達四千四百二十三人，因此他們選擇的發聲方式，就是將知識傳給更多同胞。這些學生、地主、醫師遂於一九二一年組成「臺灣文化協會」，大規模辦報，並巡迴全臺演講，講述民族主義，並對總督府嚴厲批判。

「臺灣文化協會」對臺灣影響最深遠的，其實是辦學。單單霧峰林家林烈堂、林獻堂兄弟就直接或間接成立了臺中中學校（今臺中一中）、萊園中學（今明臺高中）、臺中州私立臺中商業專修學校（今新民高中），及臺北延平學院（今延平中學）。這些先賢先烈不斷被迫害、入獄，仍然一往無悔，只想把知識傳下去。因為他們知道，知識給你思辨能力，讓你不從眾，教你發聲方法。

例如，學長敬你一大杯酒，他說：「不喝就是不給面子喔！」你能否思辨這「酒精文化」的正當性？例如，長官拿一包錢給你，勸說著：「收下吧，大家都收很久了。」你是否會思考整個體制已經腐敗？會造成不公不義嗎？例如，剛考上公職，老鳥跟你說，趕快調涼缺，能混就混。你要去「習慣」這個文化嗎？

例如，發現工作場域附近有嚴重環境汙染，同事都說，這是「當地文化」，適應就好。你能夠適應嗎？你願意繼續沉默嗎？又例如，帶外賓到市場參觀，摩托車在旁穿梭，排放瘴氣烏煙，當你呼吸這樣汙濁的空氣，想不想運用國際觀的知識去造成一些改變？這些都是我經歷過的真實情境。

我畢業自林獻堂成立的學校，當然不能只把知識當成升學考試的工具。我知道，就算沒錢，因為擁有知識，在人類歷史上，我已經算是貴族。所謂「貴」族，就是能當他人的「貴」人，就是幫走錯路的群眾找到路。所以，不能從眾，不能沉默，我珍惜習得的知識，願意繼續當個造成改變的知識分子。孔劉是個明星，他算知識分子嗎？當然算，因為他在當兵期間看了韓國作家孔枝泳的同名小說《熔爐》，退伍後努力促成這部真實事件改編成電影，引起相當大的回響，最後更讓韓國政府通過「性侵害防止修正案」。

「從眾效應」就是一個「熔爐效應」，把所有人熔為無感的一爐。但是有些人，再高的溫度都熔不了。他們是「在沉默螺旋中無視孤立威脅的人」，社會學給他們一個很好聽的名字──中堅分子（Hardcore），Hard是硬、Core是核心。

真好，不從眾沉默，就是時代中堅分子；立場夠硬，就是歷史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