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百年一遇的瘟疫，教會了我們什麼？《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說，父母過度保護和溺愛小孩的時代該結束了。

暢銷書《第二座山》（The Second Mountain: The Quest for a Moral Life）作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發表最新專欄文章〈溺愛的時代過去了〉（The age of coddling is over)。

新冠肺炎疫情於美國快速蔓延的當下，布魯克斯指出，過去美國父母間普遍盛行的溺愛、過度保護的教育方式，已到了該改變的時刻。為什麼呢？

布魯克斯指出，過去幾十年，「安全至上主義」（safetyism）席捲美國社會。就像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格雷・盧基安諾夫（Greg Lukianoff）和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他們的著作《美國人的溺愛心理》指出，安全至上主義是來自一種「任何沒有殺死你的，將讓你更脆弱」的心理，也就是，人一旦受了打擊，就會一蹶不振。父母保護孩子的做法是，排除孩童可能遭受到的任何壓力或困難，以避免他們因而受到傷害。

因此，在美國社會普遍興起一股父母過度保護子女的浪潮。父母限制小孩參加未經監護下的戶外活動，因為他們擔心孩子可能做出一些不安全的事情。

美國《大西洋月刊》作者凱特・朱利安（Kate Julian）在〈焦慮的小孩和現代父母的危機〉報告中指出，現代的父母可能更加遷就小孩的恐懼心理，例如陪伴一名9歲小孩去上廁所，只因他害怕一個人；或是準備不同的食物給小孩，只因她不想和別人吃的一樣。

與此同時，有些美國學校禁止學生玩躲避球，並且膨脹分數。自從2005年起，美國高中的平均GPA從2.75上升至3.0，以便讓所有人能夠感受到被肯定。

圖／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

但過度保護成了災難，自殺和憂鬱比率上升

布魯克斯認為，這種過度保護的文化，已變成一種災難。「它不會讓人們從恐懼中得到庇護，反而讓人們無法面對那些未能逃避的恐懼。」因此，美國自殺率上升，憂鬱比率也暴增，尤其是女孩們。如同朱利安在報告中所記錄，「為數眾多的醫生每次看完診，最終都是開出抗焦慮的處方籤，如贊安諾錠（Xanax）或煩寧（Valium）。」

儘管如此，布魯克斯也點出，在美國社會中，醫療訓練是少數能擺脫過度保護文化的領域。「從大學時期開始，當許多學術單位用A的成績來為學生擦脂抹粉，理科學系仍堅持對於教材的精通。根據一項學術研究，英文課的平均GPA在3.3之上，而化學課的GPA則是2.78，」布魯克斯指出，當大多數學術單位變得更加寬容，有高達60%的醫科預備生無法通過主修科目考試。

布魯克斯表示，醫學院的訓練本質上是艱難的，有時困難度甚至超乎它所需要，「它訓練的是那些必須在難以置信的壓力之下，仍能高強度工作的人。」

「他們可以在半夜把你叫醒，而你仍然可以做出很好的決定，」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醫學院負責醫學教育轉型的科恩研究所總監卡勒（Adina Luba Kalet）表示，那是醫學教育的一種巨大價值。

醫生被灌輸的勇氣：「往火裡走，而不是逃開」

同時，醫學院灌輸一種嚴格的職業道德，且已延續了數千年，那就是「醫生都被教育要往火裡走，而不是逃開，」卡勒表示，現在的年輕醫生都會很自然的說，「我嚇壞了，但我無論如何還是要去做，這是一種勇氣，我們會在這裡，我們是一個團隊。」

卡勒總結說，儘管不是經常發生，但執業信念是很清楚的，「你可以拯救生命，而當你無法救回病人時，你可以和病人一起待在黑暗裡，即便沒能為他們做什麼，但你就留在那裡。」

布魯克斯指出，「醫學院一直掙扎著要變得多一點人情味、少一點陽剛；多一點關係導向（relationship-centered），少一點身體導向（body-centered），」從美國現在發生的疫情慘況，就可以看到醫學院嚴格訓練的好處。

《紐約時報雜誌》近日刊載了一名紐約急診室醫生歐陽海倫（Helen Ouyang）的工作日誌，帶領讀者實地到訪她的工作地點，直擊在疫情危機中，走進那間急診室，彷彿踏入另一個世界。

在那間擠滿病人的急診室裡，正常醫療程序已然崩潰。有人在無人看護下，坐在椅子上死去。資深的醫生感覺自己的不屈不撓漸漸瓦解。在工作日誌中，歐陽海倫寫下她坦然接受的事實是，自己不可能在醫治病人的同時，還能保持自身安全，「看來我們不可能避免被感染」。

在急診室裡，四處都是死亡，以及討論著死亡。病毒似乎為所欲為。「縱使我們全心全意想要試著搶救他們，但我還是看著他們失去生命。他們如此無助，」歐陽海倫在《紐約時報雜誌》黯然寫道。即使臉上留下長期配戴口罩的印痕，但她依然重新走進急診室，繼續和死神搏鬥。

年輕人應擁抱磨難，從破碎中重建

「這裡完全沒有自我榮耀，只有忍耐，」布魯克斯從歐陽海倫的工作日誌中，想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博士（Dr. Albert Schweitzer）在1931年出版的回憶錄，當時史懷哲在非洲森林的醫院招募醫生，他說過永遠不會聘用那些自認在做偉大和英雄事件的人。因為唯一能堅持到底的醫生，是自認在做普通且必須做的事，就像洗盤子一般。史懷哲寫道，「沒有行動派的英雄，只有宣告放棄和受苦的英雄。」

布魯克斯也提及一句格言，「卓越並非一種行動，而是習慣。韌性不是一種自動綻放的好品質，而是你如何被訓練出來。」他認為，學生應該被訓練出來的卓越和韌性，並非表現在如何倖免於困境，而是如何去擁抱困境，以及面對它。

布魯克斯寄望，這場瘟疫是啟發改變的時機，改變美國人教育和訓練年輕人的方式，不管處於任何年紀，「我希望它能驅除已經做得過頭的『安全至上主義』。」

「這個病毒帶來另一種啟示，困境是經線和緯線交織而成的存在。」因此，布魯克斯呼，我們應訓練年輕人的方式是，讓年輕人學會主宰困難，擁抱磨難，並從破碎中重建、綴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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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鄧麗萍

錄音轉述／陳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