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財經聚焦

一、6月8日，美國參議院高票通過《美國創新與競爭法》（USICA），將投入2500億美元加速美國的人工智慧、半導體晶片和量子運算等新興技術產業的發展，除了希望維持美國科技技術強國的地位，更希望能與中國的科技相抗衡。
我們要怎麼看待這個全球產業的地緣新政治？

國際媒體相關報導

●CNBC：〈Senate passes $250 billion bipartisan tech and manufacturing bill aimed at countering China〉(參議院通過旨在對抗中國的2500億美元的兩黨科技和製造業法案)
●Reuters路透社：〈U.S. Senate advances sweeping tech bill taking aim at China〉(美國參議院推動針對中國的全面科技法案)
●Economist經濟學人：〈Doves become hawks〉(鴿派變鷹派)；小標：〈A big shift among China-watchers〉(中國觀察家間的一個大轉變)

分析解讀

仔細去看《美國創新與競爭法》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它建立在一項名為《EFA無盡邊疆法》（Endless Frontier Act）的提案之上，是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的重大法案之一，更是延續了4月21日國會山莊裡一項名為SCA《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戰略競爭法》的法案。這是共和、民主兩黨難得有共識通過的法案，希望能讓美國在激烈的技術競爭中，仍能領導產業超越創新、超越生產，並在競爭中超越世界。

贊同《美國創新與競爭法》的議員多半認為，如果不能擴大美國的半導體生產或改變稀土供應鏈，將可能使美國在未來幾年處於戰略劣勢。因此將根據法案，不僅將協助晶片製造商與各州各地方政府協調建廠所需的土地資金，更將提供520億美元，推動美國半導體的研發製造。

《美國創新與競爭法》也將提供1900億美元，支持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等學術機構的研究發展，同時也向美國各地區撥款100億美元，建立新的技術中心，並鼓勵科技公司在矽谷和東西兩岸以外的地方設立據點，創造更多高科技產業的就業機會。

雖然有人認為，這項法案在一定程度上被當作就業計劃來推銷，但圍繞著法案表決的辯論，卻有不少帶有冷戰色彩的語言，並且發出警告：如果不採取行動，美國將會危險地依賴其最大的地緣政治對手。

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參議院多數黨領袖Chuck Schumer，最近在參議院全體會議上就警告：世界各地的威權主義政府嗅到了進攻機會。他們認為，像美國這樣的爭吵不休的民主政府，在投資國家優先事項上，不可能像自上而下、中央集權和威權政府那樣團結。由此可見，美國現階段的憂慮感是前所未有的。

我也注意到，這項法案裡避免使用「產業政策」這個詞，因為他們知道，該詞會重新引發一場30年之久的辯論：「是否由政府來挑選贏家和輸家，或是否要支持某些行業而非其他行業。」

這場辯論可追溯到雷根(Reagan)政府時期。當時，美國半導體和汽車行業面臨的最大威脅是日本，當時聯邦政府開始了一些小規模的計劃，包括為重振半導體行業制定的，名為「Sematech」的計劃。

「這項法案意味著我們將對量子計算、人工智慧、生物醫學研究，或存儲技術進行投資，然後由私營部門將知識轉化、創造就業，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做研究的主導領域，有工業增長潛力的領域。它們將帶來巨大的就業增長。」Chuck Schumer說到。

這次與20世紀80年代那場辯論的差異是，當年日本既是工業競爭對手，也是軍事盟友，而現在，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地緣政治對手，這就改變了對峙的性質。在20世紀80年代，沒有人會擔心日本會將自己最大的企業作為監控工具或潛在的戰爭武器來使用，但對中國來說，所有的擔心都有可能。

這項法案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資助的項目與中國的《中國製造2025》非常類似。中國政府六年前宣佈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將巨額政府開支投入到尋求不依賴外部供應商的技術行業。

對於這項法案，川普當時是大力反對的。這項立法可能會加快全球第一大(美國)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之間的脫鉤。北京擔心，中國將在未來幾年裡，在最先進的晶片和尖端軟體上依賴外國技術；華盛頓也有類似的擔憂，擔心中國在5G技術上的主導地位，將賦予北京切斷美國電信技術的能力。

事實上，拜登在政策上鮮少沿襲前任總統川普，而對中貿易是少數意見一致的領域。他保留川普對北京制訂的關稅、擴大中國企業黑名單後，為維持美國競爭優勢，現在還要國會通過研發投資計畫。

美國創新及競爭法已獲參院通過，我認為觀察重點在下列幾項：

關乎哪些領域？
拜登和川普都主張把製造業工作從海外帶回美國，尤其是半導體與醫療器材等具戰略性的產業，但北京似已贏得這場製造戰。隨著6年前展開的「中國製造2025」計畫，北京甚至還想主掌明日的科技。因此，美國現在改弦易轍，追求的是一個範圍較局限的目標：捍衛美國產業與科技公司的領導地位。
民主與共和兩黨都擔心北京在5G方面的進展，可能危及國安，對貿易機密與個資帶來威脅，或是讓惡意行為者得以破壞網路。

二、黑名單
川普以國安為由，禁止電訊商購買被認為有風險企業的零件。川普的命令特別針對中國科技巨擘華為，而上週，拜登不僅擴大了禁止與美國做生意的企業名單，並修訂川普原本的行政命令，將涉及監控技術的公司納入其中。

三、關稅
在川普任內，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課徵數以千億美元的懲罰性關稅，拜登並未解除這些關稅，其貿易代表戴琪甚至不諱言，這些做法都是為了施壓北京。

四、和中國的類似之處
中國補貼企業並大幅挹注投資，美國今天通過的創新及競爭法作法如出一轍，是以提振國內就業為目標。未來5年間，美國政府將投資520億美元，鼓勵半導體製造與科技研發，另15億美元則作為開發5G技術之用。「利用國家資本主義」這一點，美中皆然。

五、未來會如何發展？
在川普任內，美中關係日益惡化，但經濟仍密切連結。在疫情與貿易戰雙重因素之下，兩國商務往來已受影響，下一個問題將是，世界前兩大經濟體要如何開始真正脫鉤？

我覺得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川普一直希望美中商業世界的脫鉤，所以川普就任期間經常抨擊中國，只有偶爾會稱贊一下習近平。這種口是心非的兩手做法，已經是他執政的一個特徵。由他的貿易代表Robert Lighthizer和國務卿Mike Pompeo為代表的對華鷹派，更已經把鴿派的影響力壓制了下去。

回想尼克森（Richard Nixon）於1972年2月訪問北京時，當時美國鴿派勢力較強，尼克森曾經向毛澤東保證，中美兩國都沒有制定全球的霸權計劃，這意味著儘管彼此之間存在分歧，他們仍可以共同努力去找到共同點。

不過現在情勢已經徹底改變。當時中國觀察家抱著一種鴿派的假設，那就是中國對美國沒有威脅，並希望藉由美國或者全球化，能夠改變中國。但經過半個世紀，這種平衡已經轉向鷹派，一位曾對幾個美國總統提供中國意見的前政府官員這樣說道：「今天，想成為對中國態度的鷹派不需要勇氣，但不想成為對中國鷹派的一員反而需要勇氣。」這也是經濟學人的看法。

許多人在華盛頓看見了一個期待新冷戰的氣氛，像川普一樣，拜登現在的官員談論的是與中國的「戰略競爭」，而不再是合作。

在美國及其全球的民主盟友之間，針對中國的鷹派情緒也越來越高漲，對中國強硬將越來越受到歡迎。美國看待中國的看法已經截然不同，再也沒有人認為中國是一個貧窮而需要幫助的可憐國家，越來越多人一口咬定中國就是一個有錢而且窮凶惡極的壞人。

但讓溫和派甚至一些鷹派擔心的是，如果中國認定了拜登政府其實和川普一樣，會處處壓制中國，那它將如何因應？尼克森對華開放的戰略意義，在於當時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那就是蘇聯，但現在，美國和中國只剩下彼此了。現今的全球地緣新政治，確實非常精采。

二、6月9日，中國公佈了5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1.3%，是近8個月高點；受原物料價格高漲影響，工業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則年增了9%，更創下了逾12年半高點。通貨膨脹真的像美國官員認為的無關痛癢？還是其實灰犀牛已經慢慢成型？

國際媒體相關報導

●Financial Times倫敦金融時報：〈China’s producer prices rise at fastest pace in 13 years〉(中國生產者價格以13年來最快速度上漲)；
●CNBC：〈Chinese factories worried about profits face a record gap between rising production costs andselling prices〉(擔心利潤不佳的中國工廠，面臨生產成本與銷售價格之間的創紀錄差距)
●The Wall Street Journal華爾街日報：〈China’s Surging Manufacturing Prices Put Pressure on Beijing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m〉(中國不斷上漲的製造業價格，讓北京不得不採取一些行動)

分析解讀

中國國家統計局在官網公佈，5月份工業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9%，超出市場預期的8.5%，創2008年10月以來最大升幅。月增1.6%，升幅也比4月擴大0.7個百分點，大宗商品加價帶動工業品價格繼續上升。

中國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董莉娟表示，國際原油、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升，國內需求穩定恢復，工業品價格繼續上升。

生產物價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簡稱PPI），是一個用來衡量製造商出廠價格的平均變化的指數，它是統計部門收集和整理的若干個物價指數中的一個。如果生產物價指數比預期數值高時，表明有通貨膨脹的風險。如果生產物價指數比預期數值低時，則表明有通貨緊縮的風險。

那麼，什麼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指某個經濟體中，商品和服務的成本上漲，這意味著該經濟體每一單位貨幣值得的商品或服務減少，亦可視為貨幣貶值，也有人說「錢變得更不值錢」。

而我對通貨膨脹的定義就是：當你感覺東西不趕緊買會越來越貴的時候，就是通貨膨脹(Inflation)；而當你感覺價格會下跌幹嘛急著買，那就是通貨緊縮(deflation)。所以「預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目前的狀況而言，如果你看到在市場或賣場中，一堆人搶購生鮮蔬果或日常生活用品，這可能意味著通貨膨脹蠢蠢欲動。

無獨有偶，6月10日，美國勞工部報告稱，由於美國通膨壓力持續增加，5月份的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超過5%，創近 13 年以來最快增幅。

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也於6月10日發表了警告，世界正在經歷 40 年來經濟最大的方向轉變，未來幾年全球經濟將出現毀滅性通膨，將波及地球每個角落，對人們生活造成嚴重破壞。

德銀擔心通膨捲土重來的時間點在 2023 年，不斷上漲的價格會觸動每個人，尤其對社會最弱勢的群體帶來毀滅性影響。這份報告，可以看出德意志銀行抱著非常悲觀的預期。

接著，華爾街日報也來湊熱鬧，報導認為中國大陸南部繁忙的港口，爆發了一波碼頭工人新冠肺炎感染潮，已耽擱全球海運作業。染疫風暴也籠罩台灣和馬來西亞的半導體供應鏈，加劇全球汽車和科技產業遭遇的晶片缺貨情況。若是問題遲遲無法化解，不僅大陸、美國等地的通膨氣焰將愈發熾熱，也可能打擊全球經濟成長。

前國際貨幣基金學院（IMF Institute）院長Leslie Lipschitz最近撰文，他從以下三個層面，詳細剖析各種可能的通膨情境以及對全球經濟的意義：

一、良性的通膨展望
如果是這種結果，沒什麼理由驚慌。通膨率溫和、短暫地攀升，可能促進相對價格和工資的調整，反映供應稀缺性和需求的結構性轉變。
再者，通膨也是解決政府債務過多問題的一種方法，形同對債權人徵稅。債務的名目利率通常是固定的，通膨率升高有助於壓低實質利率，償債壓力將隨之減輕。
這顯然是Fed所預見的通膨情況，背後依據的看法是：工資溫和調漲令人樂觀其成。而工資和通膨預期，仍會受數十年來始終低迷不振的低通膨抑制，Leslie Lipschitz認為，這是良性的通膨展望，看似言之成理。

二、惡性的通膨展望
最近看到的現象，供應瓶頸普遍見於林林總總的投入品，包括金屬、木材、食品、半導體和包裝材料。船運成本也飆升，波羅的海指數（Baltic Dry Index）一年來飆漲逾450%，這是十年多來新高。
儘管就業人數仍遠低於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的水準，已有證據顯示，許多部門遭遇勞工短缺問題，但仍有許多人不願回到職場。
此外，如果這世界真的開始朝「綠能」轉型，稀土金屬以及像鋰、鎳、石墨等礦物短缺情況勢必惡化，導致價格大幅上漲。
面對近來供應吃緊和價格暴漲，通膨預期仍舊會不動如山嗎？假如通膨預期失控，造成價格-工資螺旋，Fed有能力控制住那種局面嗎？

三、回到1970年代的歷史教訓
回顧1970年代到1980年代通膨的情況，有助於瞭解通膨走高可能引發什麼糟糕的後果。
在1973-1974與1979-1980期間，美國蒙受重大的貿易條件損失，與石油危機時期的石油價格震撼有關，這種貿易條件損失有如在海外被課稅。
但當時的工會力量很大，工資和物價連袂上漲，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但今天大企業的議價權更強，應該不至於造成物價與工資循環上漲的惡性通貨膨脹。

現在比較令人擔心的是，目前美國民營企業的財務槓桿率非常高，這是在多年來低利率鼓勵和Fed默許的結果。2020年美國非金融企業的債務逼近GDP的85%，遠遠超越1970年代高峰時的53%，以及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前的72%。財務槓桿比例過高，利率若是大幅調升，可能在各行各業之間掀起一波企業債務違約潮，重創銀行和其他債權人。

此外，美國股市目前本益比已高，對利率和獲利展望十分敏感。假如獲利展望惡化，預期收益折合成現值的折讓率又擴大，美股將承受雙重打擊，不動產市場也可能遭殃。

而且政府用來抗景氣循環的政策彈藥也將用罄，貨幣政策將不得不轉向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膨。財政政策則可能更捉襟見肘，礙於政府債務佔GDP比率升到歷來非戰時最高紀錄、並隨實質利率走高而擴增，甚至風險溢價升高，終會降低全球對美國公債的需求。

另外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中國會不會成為通貨膨脹輸出的最大來源？

Bloomberg彭博社今日則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報導，有鑑於夏季用電需求高漲、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北京當局以及山西省重要產煤地榆林市，已經設限燃料煤（thermal coal）價格。另一方法是，對秦皇島港的標竿售價設定每噸900~930元人民幣上限，這能對全國市場造成影響。

因此，對於「中國會不會成為通貨膨脹輸出的最大來源？」的疑慮，經濟學人認為，中國本身已經自行吸收了很多。

中國出口通貨膨脹的風險可能被誇大了。中國生產者價格上漲原因，主要是來自於由住宅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帶動，推高了鋼鐵的價格。此外，為了實現綠色轉型，中國政府已經控制了煤炭和鋼鐵的生產能力。

相反的，大多數價格壓力，反映的其實是新冠病毒籠罩的世界特殊性，全球對消費品的需求，在壓抑過後又報復性飆升。中國的出口量比疫情爆發前高出了大約 20%，工廠一直在努力跟上訂單。全球大宗商品供應的中斷，例如限制智利和秘魯銅礦開採的封鎖措施，同步推高了價格。

與 2019 年底相比，在 Covid-19 襲擊全世界之前，中國的出廠價格就上漲了近 6%。但衡量中國製成品消費者物價指數僅上漲了0.6%。企業不得不以更薄的利潤想方設法度日。

而且，中美兩國的政策環境也大不相同。美國聯準會FED大幅放鬆了貨幣政策，而中國人民銀行則相對保守了許多，甚至開始謹慎地收縮了貨幣政策。這可能有助於解釋兩國通貨膨脹軌跡的差異。在美國，美國聯准會FED首選的「核心」消費者價格指標（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在 4 月份同比上漲 了3.1%，這是1992 年以來的最大漲幅。在中國，核心物價指數在今年五月份僅同比上漲了0.9% 。

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將轉化為通貨膨脹的壓力，但這其實不是一個明確的判斷邏輯。現在的中國，低端製造業已經轉移到東南亞等更便宜的區域，而中國本身自動化的快速增長，也有助於抑制成本價格的上漲。

所以經濟學人認為，通貨膨脹的答案其實在中國以外。隨著疫苗的施打越來越普及，加上美國和歐洲慢慢恢復了更接近正常的生活，人們可能會在旅遊和外出等服務上花費的更多，而不會繼續在網上大量購買商品，這將緩解大宗商品的上漲壓力，所以經濟學人認為，中國並沒有輸出通貨膨脹。

美國Wells Fargo經濟學家也表示，「現在每個人都在試圖提高價格，危機之前很少出現這種情況。」但特殊情況是，現在消費者對更高通膨的容忍度比其他時候要高，原因是有很多額外儲蓄，但如果消費者和企業繼續預期更高通膨，那麼真正的通膨可能會到來。因為接下來勞工可能會要求加薪，企業會提高價格，造成通膨長期超過美聯儲 2% 的年度目標，並可能迫使央行提前加息，但富國銀行認為，這個故事還需至少一年醞釀。

但目前全球面臨的共同問題，就是供應鏈難題，或許美國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首席經濟學家Robin Brooks的話最適合作為總結：
越來越多國家都苦惱於供應中斷、運輸問題、交貨延遲的問題，這早晚將導致各公司不得不提高價格以作為補償。如果人人都提高價格，那麼通貨膨脹的隱憂將迫在眉睫。

《經濟學人》總評 

封面故事

這期的封面，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向下傾斜的綠色玻璃瓶，瓶裡塞著一堆亂七八糟糾纏在一起的太陽能板和風力發電機組。封面上方兩排黑色字體，大字寫的是：「Bunged up」(堵住了)；小字則是：「How the green boom could get stuck」(綠色繁榮是如何陷入困境的？)

本期經濟學人用了兩篇文章闡述綠色的投資熱潮，以及可能阻礙其發展的一些瓶頸。

供給面的壓力已經在增加，用於電動汽車和電網的五種最重要礦物的價格，在過去一年飆升了 139%。木材掮客正在厄瓜多爾森林中，四處尋找可以用於風力渦輪機葉片的輕木。隨著大量資金追逐著少數的再生能源企業，它們的估值已經進入了等同泡沫的階段。

這些過度擴張的跡象引人注目的原因在於，即使能源轉型才剛剛開始，它們也正在成為一個現實。所有這一切都需要非常大量的投資，未來十年大約需要 35 兆美元，相當於當今全球基金管理資產的三分之一之多，資金的投入將會越來越快。

政府的首要任務，應該是透過兩個方式以鼓勵私人投資增加，而部是一直靠補貼：一方面需要放鬆規劃的規則，全球採礦項目平均需要 16 年才能獲得批准，美國典型的風力發電項目獲得租賃批准和許可，平均需要的時間超過十年，這也是其海上風力發電裝機量不到歐洲1% 的原因之一。

其次，政府要能夠幫助企業和投資者更好的應對風險。它們可以在某些領域提供明確性，例如，保證發電量的最低價格。西方政府也有責任提供廉價融資，以增加對較貧窮國家的投資。但最關鍵還是引入碳定價，將市場信號嵌入到數百萬日常的商業決策中，並長期為企業家和投資人提供更多的可見性。

綠色瓶頸表明著脫碳終於有機會從理論變成現實，現在需要一個更強而有力的推動，讓這個革命發生，而G7則是眾望所歸，希望其有具體作為的全球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