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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學文 | 丁學文的財經世界
聲音課程 22小時23分20秒 共 10 集

本周主題在少子化、人口老化的影響下,日本政府將在2022年開放專業技術外籍人士居留資格。/ 滴滴宣佈將在紐約證交所下市,並準備在香港上市。該怎麼看待越演越烈的中美金融市場脫勾?


一週財經聚焦

一、在少子化、人口老化,以及農村人口外移等諸多因素之下,日本面臨嚴重缺工問題。日本政府決定,在2022年開放14個職業領域專業技能的外籍人士,不限次數和居留資格,等於可以無限期在日本居留。我們可以從日本經驗學到什麼?台灣的對應政策又是什麼?

國際媒體相關報導   

●CNBC:「Japan looking to allow more foreigners to stay indefinitely in a major immigration policy shift」(日本希望在重大移民政策轉變下,吸引更多外國人長期居留)
●Economist經濟學人:「What the world can learn from Japan」(全世界可以從日本學到什麼)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Japan’s Economy Shrinks, but Outlook Is Brighter as Virus Ebbs」(雖然日本經濟萎縮,但隨著病毒消退,前景更加光明)

分析解讀

日本,對我們而言,就是一個最熟悉的陌生人。

當然,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12月1日在台灣智庫的發言:「台灣有事就等於日本有事。」肯定讓很多台灣人備感窩心。我也知道自從台灣對福島的捐款冠居全球後,台日友好就已經顯著加溫到現在。

但政治歸政治,情感歸情感,說到經濟的發展,僅管台灣在產業發展的邏輯、企業管理的風格,甚至是充斥在消費氛圍中的各種小確幸,都和日本有著切不斷的千絲萬縷。但看到日本今天這般和全球趨勢背道而馳的經濟狀況(也就是通貨緊縮),我還是打心裡希望台灣千萬別和日本一樣。

在世界上,有兩個有關日本的經典說法,第一個說法是,這是一個因為人口萎縮、老齡化和失去活力,而陷入衰退的國家。第二個說法認為,日本是一個充滿神秘感,但有點古怪的社會。

這兩個說法,都讓大家感覺日本和我們距離遙遠。但這是一個錯誤。其實日本不是一個與我們無關的國度,甚至可能是疫情過後全球的先驅。

為什麼這麼說呢?

過去二十年,日本已經面臨的許多挑戰,包括了快速的老齡化、長期的經濟停滯、層出不窮的自然災害風險,而始終夾在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紛擾就更不用說了。而這些問題,在過去兩年疫情之後,很多國家都開始感受到它們的嚴重性。

事實上,很多日本曾經發生過的問題,最後幾乎都可以成為我們的借鏡,並從中學習該如何應對。

其中第一個教訓,是原來社會必須學會怎麼忍受風險。

隨著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的激增,各國都開始了解,我們都會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無法避免的天災人禍,都必須學會如何從衝擊中恢復過來。地震、水患、核災等痛苦的經歷,促使日本積極投資於抗災能力。1995年神戶發生大地震之後,該市建立了地下系統,為居民儲存 12天的用水。橋梁和建築物都經過翻新,以加強抗震能力。

現在許多日本人都明白,應對天災是每個人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國家的問題。這在疫情期間最明顯:戴口罩在日本早已普及;而在G7國家中,日本的Covid-19死亡率最低,疫苗的接種率最高。

另一個教訓是,應對人口變化的經驗。

大多數社會,最終都會像日本一樣老化和萎縮。到2050 年,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將超過65歲,在2019年,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只有十分之一。預計從現在到2050年,包括中國在內的55個國家的人口都將下降,包括印度。而人口變化當然會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挑戰。

日本是全球主要的債權國,也是按當前匯率計算的第三大經濟體。它是地球上最大的科技投資者、5G 的先鋒,從優衣庫、任天堂到無印良品等眾多全球品牌的發源地。機器人和傳感器方面的專業知識,幫助許多企業從廣泛的新工業科技中獲利。 在地緣政治上,日本在其最大貿易夥伴中國,與其主要安全夥伴美國之間,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總而言之,它其實不是一個全球性的局外人。

而日本犯過的錯誤,提供了另一套教訓。生活在大量的風險中,會讓日本在決定優先順序上變得更加困難。面對如此多的潛在天災風險,日本將焦點從氣候變化這一持續發生的最大災難上移了開。2020年,它承諾到2050年實現淨零碳排放,但細節一直不明確。政客們希望重啓2011年福島核事故後被擱置的核電站,但只要民眾不太可能同意。許多官僚對綠能仍然頑固地持懷疑態度,所以我們看到許多國家積極發展電動車,但日本是發展氫能車。

應對人口減少的一種方法,就是充分利用人力,這讓日本永遠沒有辦法發揮其潛力。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公民被剝奪了發揮潛力的機會,傳統企業以資歷為晉升的基礎(目前日本70歲以上的老年人,有三到四成仍在工作),加上對老人的過度尊重,壓制了年輕人的聲音並扼殺創新。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最聰明的年輕人更喜歡新創公司的原因。

近年來,日本在鼓勵女性就業方面做得很好,但她們升職的機會仍然太少。雙軌勞動制度使年輕人和婦女從事不穩定的兼職工作,這使他們不那麼熱衷於生孩子。

政客容忍這一切的部分原因,是他們幾乎沒有改變的動力與壓力。資深的公眾人物通常是來自政治圈,比他們所代表的公眾更加保守。另一方面,對於公眾來說,今天的舒適會減弱對更美好明天追求的衝動。

日本的最後一個教訓,就是過度自滿的危險。

回到台灣,2020年台灣首度出現人口衰退,出生人數較死亡數少近8,000人,可稱為「生不如死」,代表生育率低迷,導致人口減少與高齡化加劇。明年生肖是虎年,因台灣民間習俗等因素影響,虎年生育率較歷年平均值更低,換言之,明年的生育情況也難樂觀。

人口衰退已是不可逆。台灣人口發展趨勢的嚴峻,在於從2025年開始將進入超高齡社會,也就是65歲以上人口佔比將超過20%;到2040年,將進一步惡化到30%。生育率低迷代表未來能投入職場的勞動力會愈來愈少,到2028年,勞動人口佔總人口比例低於三分之二,人口紅利消失的威脅不僅出現在消費面,對生產力的傷害更是巨大。

目前台灣每4.5個青壯年扶養一個老人,2040年會變成每兩個青壯年撫養一位老人,到2070年時,更進一步變成每1.2位青壯年要撫養一位老人。

面對人口危機,我們必須從提高生育率、增加國內勞動力供應,與增進長照資源準備三方面著手。

提高生育率方面,透過政府補助是最基本的鼓勵措施,更積極的作法,是從政府到民間要形塑一種友善氛圍,讓父母願意生小孩。從生育補助與育兒津貼,到可信任的托育及義務教育,以及對新手爸媽友善的住房、交通等配套,讓年輕人不只是生育小孩的當下能獲得照顧,在小孩成年前,還可以獲得來自各方的支援,這才是從根本上提振生育率的作法。

而提高國內的勞動力供應方面,不論是延後高齡就業者的退休時間,或增加國外藍、白領移民來台的誘因,都可適度紓解勞動力供應下滑的問題。

另一方面,高齡化已是必然因素,從政府、企業到個人,對於長照資源的建置、投資與儲備,都必須比現更積極,才能因應超高齡化社會的到來。

總而言之,高齡化在台灣已是必然結果,因應人口衰退的挑戰必須今天就動手,不能等到明天才後悔。

二、12月3日,滴滴宣佈即日起啓動在紐約證交所退市的工作,同時準備在香港上市。我們要怎麼看待越演越烈的中美金融市場脫勾?

國際媒體相關報導   

●CNBC:「Didi is delisting in New York. Here's what happens if you own a delisted stock」(滴滴決定在紐約退市。 如果您擁有它的股票,請小心!)
●Financial Times倫敦金融時報:「China set to make tech VIEs unviable, closing foreign ownership loophole」(中國將讓科技VIE無法繼續,堵住外資持股的漏洞)
(註一)
●Economist經濟學人:「China courts global capital, on its own terms」(中國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吸引全球資本)

分析解讀

自從中美之間的貿易戰開打以來,全球的投資人、政治人物和企業就不斷觀察,全球最大的這兩個經濟體將在何時開始脫鈎,或者說,它們會脫鈎到什麼程度。

隨著中國的網約車企業滴滴全球,在紐約IPO掛牌六個月後宣佈退市,全球金融的格局變化已經得越來越清晰。

看來,那些曾經經過中國政府的批准而在美國掛牌交易,價值2.1兆美元的258家中國企業,早晚都很可能和滴滴一樣無奈下市。

但不要以為中國政府正在尋求的是金融孤立,事實上,他們正在忙著歡迎華爾街投資機構進入大陸的資本市場與金融體系。

中國正在推動的,是一個不對稱的脫鈎戰略,也就是,在積極促進西方世界對中國市場依賴的同時,減少自己過往那種對西方世界的依賴。而滴滴將不會是這個策略的最後一個案例。

過去幾十年,中國政府刻意容忍,並鼓勵某些紅籌企業在其他資本市場積極籌集資金。當第一家中國企業1993年成功在紐約掛牌時,不但得到了當時的中國政府背書,它們還承認,美國市場既提供了低廉的資金成本、更成熟的投資者,還提升了中國企業的公司治理。

但在過去兩年,情況發生了變化。

2019年,已經在紐約成功上市的阿里巴巴,積極尋求在香港二次上市,這一動作,事實上是它在資本運作轉換陣地的預先規劃。現在的滴滴則更進一步,徹底脫離紐約資本市場。據說這是在中國官方的壓力下,準備將它的上市地點轉移到香港的預先動作。

或許還有人寄希望,美國和中國監管機構最終能夠達成一定的妥協。然而,哈佛法學院教授Jesse Fried就表示,中國監管機構明確支持滴滴的退市—外國政府對美國資本市場的干預,使得交易恢復過往榮景,是難上加難。

這些轉變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出臺了一項針對中國企業的披露法律,該法律要求,外國企業必須揭露其審計報告的所有細節,否則將被迫退出美國的交易所。我想,這一點是中國企業普遍不能接受的。

但取而代之,中國正在努力開放自己的資本市場,並想方設法吸引西方金融機構進入,但你得遵守中國的監管規則。許多華爾街機構正在獲得新的金融執照,並嘗試擴大自己在中國的業務。

自 2019 年以來,JPMorgan對中國的跨境敞口增加了9%;過去三年,外國基金經理人持有的中國股票和債券,幾乎增加了一倍以上,達到現在的1.1兆美元規模。即使習近平最近打著「共同繁榮」的旗號,向大型科技巨頭和企業巨擘發動檢查,2021 年的前九個月,仍有超過1000億美元的資本陸續流入了中國市場。

中國希望它能夠魚與熊掌兼得--既獲得全球資金支持,也獲得一定的專業知識,但所有想進入中國的金融機構,必須受到中國政府的直接監督。從中國的角度來說,這仍然存在明顯的風險。

而中國的這項「非對稱脫鈎」,延申出三個問題。

一是中國股票和債券被納入了全球性的指數,這意味著指數基金必須持有它們。當數量越來越多,中國政府該如何監管?
是否夠透明?是否有可信度?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美國的做法是否有效?
美國政府越嚴懲這些在美國上市的企業,或是禁止它們購買美國高科技企業生產的零組件,很可能最後反而逼得中國提升自己的研發能力,並進一步削弱美國的優勢,或是為第三國創造取代美國的機會。這將使得美國的全球影響力進一步減少,而不是更加增強。

最後一個問題是,中國會不會在其他地區或產業,執行類似的不對稱戰略?
這已經可以在大宗商品產業明顯看到,大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而中國也在大規模推進自己的半導體科技產業。現在中國還最無法擺脫的就是對美元的依賴,美元現在仍然運用於大多數的跨境支付,並讓美國可以隨時利用美元體系,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但如果習近平連一家叫車企業繼續在紐約上市都不能容忍,那麼他肯定更無法容忍繼續被美元體系所掌控,他必將竭盡全力,發展另外一個替代方案。

早在今年1月26日,Google前任CEO Eric Schmidt領導的智庫「中國戰略小組」(CSG)就曾向白宮呈交了一個報告《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的戰略》(Asymmetric Competition: A Strategy for China & Technology),這是非對稱性名稱的第一次出現。

這個報告的主張被白宮採納,拜登並於今年2月宣佈採用「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對中國進行精準打擊。但如今過了八個月,看起來還沒有太明顯的成效。但一直不動如山的中國倒是開始動作頻頻,讓人猝不及防。

上海美國商會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近60%的美國跨國企業增加了對中國的投資,超過70%的美國在華製造企業表示,未來三年內沒有將業務轉移出中國的計劃。

我看見的是,在跨境資本流動方面,中國融入全球金融市場的步伐反而加快了。中國對外資持股比例限制逐漸放寬,吸引境外直接投資連創新高;美國投資者持有的中國證券,也不斷增加。中國的加速融入全球金融市場,其實是高度不對稱的,因為它有資本管制,所以外國資金進入中國市場很多,但中國對其他國家的直接投資一直很少。

我常常強調商場如戰場,我也常說資本如流水,資本市場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吸引資本流入。地緣政治我不懂、科技脫鉤我看得也是霧煞煞,中國在金融市場的非對稱性戰略能不能成功,我更是不知道,但資本流動下的中美脫鉤爭奪戰,確實已經揭開序幕。

《經濟學人》總評     

這期的經濟學人封面故事,再次回歸地緣政治。封面上是一對高高掛起的拳擊手套,手套上的圖案明顯就是美國的國徽,上面一排黑色補充文字:「What would America fight for?」(美國還會為什麼而戰?)

這期的經濟學人共用了四篇文章來闡述這個議題。封面故事開宗明義就認為,今天的美國已經厭倦了身為自由秩序保護者的角色。你可以說這個巨人尚未睡著,但它的決心已經搖搖欲墜,而新崛起的敵人,正在想方設法測試它。

俄羅斯的普丁正在烏克蘭邊境集結軍隊,並且很可能很快就會入侵;中國正在以戰鬥機在臺灣的領空上方巡航,並嘗試研發出超音速的武器;伊朗在核談判中採取了更極端強硬的立場,因此多數人預估,新的核武談判可能會崩潰。

正如經濟學人在Briefing專文所說的,美國已經沒有意願在全球大部分地區再次使用硬實力,華盛頓的鷹派和鴿派聯盟也呼籲美國得學會克制。鴿派認為,試圖監管世界,會讓美國不可避免地捲入不必要的衝突;鷹派則表示,美國應該專注於唯一一個重要任務,那就是對抗中國。這兩種願景中的任何一個,都將使得本來就陷於分裂而且不穩定的美國縮手,然後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危險和不確定。 

美國不再是1990年代時的那個自信霸主,它的相對力量確實已經減弱。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役之後,美國選民已經厭倦了為外國打仗,黨派政治更讓美國政策的大部分陷入了癱瘓,迄今為止,美國還有90多個駐外大使職位,因為國會阻擋而仍然懸缺著。

如果想要保有這個自由世界的秩序,其他富裕國家必須更積極,為過往它們很少幫助的這個世界做好該有的準備,並想方設法推進美國的積極參與。現在,這會是最重要,也最艱難的任務。


註一:
所謂VIE結構(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其實質是境外公司(或境內外資公司)通過合作協定的方式,實際控制境內持有某項受限制行業牌照的公司,並進而將其收入和利潤轉移到境外公司(或境內外資公司)。